在一个智能电话不离身即时通讯处处捆绑的时

在一个智能不离身、即时通讯处处捆绑的时代，要和一个不用的人见面，即使提前约好，也难免心里不安。好在一切都意外地顺利，早上九点钟，依约在作家毕飞宇下榻的酒店见到了他。 在中国，一个作家如果小说写得好，很显然已经相当了不起。如果这个小说写得好的作家再长得帅一些，那他可能会很了不得。再碰巧这个小说写得好而且又帅的作家性格也随和得很，那简直是天理难容了 恰好毕飞宇就是这样。在众多作家中，每逢他一出现，女们照例是要围上去的。很显然，作为一个作家，毕飞宇身上有着超出一般水准的讨人喜欢的气质。更何况最近两个月，随着电视剧《推拿》开播，话剧《推拿》全国巡演，新作《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出版，毕飞宇再次火得一塌糊涂。 可是这说明不了毕飞宇的内在性格。正相反，他极少交际，没有圈子，对于接受采访这回事特别节制，但每次采访必然坦诚相待。当然，他借以保持生活洁净度的最重要手段仍然是：不用。 “我确实也用不着，”毕飞宇说，他在南京的生活模式相当固定，甚至听来有些无趣，白天基本在家，晚上就扎进健身房，出差会第一时间把告诉家里人，要找他的人，自然能找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因为不用而耽搁过任何事情。” 回到苏北少年 写了那么多年的小说后，毕飞宇在十月底出了他人生中第一本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写非虚构反而是更难受的一个过程。以往写小说，写到人物的低潮坎坷处，也会痛苦，那种情感是真实，但情感的由来是虚假的，可是在非虚构的写作中，情感是真实的，它的来由也是真实的。作为一个1964年出生的人，毕飞宇的童年和少年尽管是欢快的，可是回忆自己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毕飞宇却发现了某种难以承受的痛感，“你从来也不是个人，就是个动物，跟养一条狗一群猪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饿了给你两把草，渴了把你牵到河边喝几口水，就这样一个日子”。 “写非虚构最需要的品质是诚实吗？”问。“对，一定是。”毕飞宇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是的，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对自己提出了这个要求，诚实是必须的。”很显然，对毕飞宇来说，一个中年写作的人，诚实从不意味着道德问题，而是美学问题。 这本书里是否有想要回避但最终写出来的内容？“有，”沉默了几秒钟后，毕飞宇回答。他甚至很感谢问了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章 起因是1976年，毕飞宇12岁那年，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写了反动标语。这一章讲述的就是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孩子如何被卷入丑恶的政治之中，而包括毕飞宇在内的其他孩子又是如何与校方一起参与了对这个同班同学的伤害……写这个故事之前，毕飞宇想了很长时间。今年大年初三下午，他写完了这本书，稿子寄出去之前，他问自己，这一章是不是删掉，但最终没有。 没有故乡的人 尽管是全然不同的写作体验，但新书《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毕飞宇文学之中从未绕过的命题，“民族性”和“文革”。这让人想起上月他在中德作家论坛上所作的一席演讲。“依照我的判断，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业文明，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 在对中国文学的长久观察中，毕飞宇发现，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就是作家在情感上偏向于农民、底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方，从而导致真理和正义永远在农民、底层、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边。只有鲁迅的作品中，身份不具有真理性，身份也不具备价值性，“所以我特别渴望回到故乡去，沿着鲁迅当年面对农民的那份心境，重新梳理一下我的故乡，也就是说乡村农民和中国的农业文明。”毕飞宇说。 与此同时，必须要明确地一点是，毕飞宇其实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因为政治问题，从小他就跟着父亲坐着船到处漂。“如果我有故乡的话，那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小乡村组成。”在采访中，毕飞宇谈到自己的身世，除了没有故乡，他甚至从来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这一局面早在毕飞宇的父辈就注定了。“我父亲是个养子，他就不知道自己的故乡是哪里，父亲的养父姓陆，是个地主，抗战的时候卖给日本人一次大米，结果被弟弟告发，爷爷作为汉奸被处死，解放后政府找到我父亲，不让他再姓陆，才改姓毕。”就这样，从解放前到五十年代一直姓陆的父亲改姓毕，“我出生的时候，没有姓陆，我的儿子出生时也没有姓陆。”说起这些，连毕飞宇自己都忍不住感叹“这个太富有文学性了，所以我天生就该是个作家”。 但没有故乡的毕飞宇偏偏虚构出一个王家庄，《平原》的故事发生在王家庄，《玉米》、《玉秀》、《玉秧》的故事，也发生在王家庄。一个没有任何乡愁的人，为什么要在作品中弄出一个故乡来？“当我决定写故乡，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一个想象的问题，一个理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写了这么多故乡，这么多王家庄，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写实主义，如果你把我看成一个象征主义者，我也不反对。” 对于自己的出生地江苏兴化，毕飞宇说起来却是满满的自豪感。在这个被称为“中国小说之乡”的地方，经济并不发达，但写作格外受到尊重，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作家，“在我们江苏兴化诞生过郑板桥、施耐庵、刘熙载，你看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画家书法家都有了。哦对了，还有一个，毕飞宇。”说完这句话，已经抽了五根烟的毕飞宇哈哈大笑。 所有的精彩都在局限之中 在一个作家的写作生涯中，对自我的怀疑无疑常常发生，但也正是怀疑，推动了进步。毕飞宇第一次对自己产生怀疑，是写完《青衣》。在《青衣》之前的十多年写作里，毕飞宇每一天都在全力以赴地写作，“像条疯狗一样，每天夜里写到两点多”。直到2000年，《青衣》在文学日渐萧条下去的时代里引起了轰动，好像突然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部作品。但也是在那段时间，毕飞宇失去了目标。他记得特别清楚，整整1 个月，自己没写一个字，始终在等，而且害怕：自己这么年轻，就一下子不能写了？ 然后，突然有那么一天，《玉米》来了，《玉秀》来了，《玉秧》来了，前所未有的好状态，全回来了。 最近十年，每写完一部重要的长篇，毕飞宇都会有规律地怀疑自己一次。“说到底，怀疑自己已经伤害不了我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怀疑是行走的一半。”快五十岁的毕飞宇明白，任何对自己的怀疑反而都是好事情，它让自己认识自己的局限性，突破自己的局限性。 成为“中国作家” 明年1月份，毕飞宇五十岁，人民文学出版社会送他一份大礼，他们会将毕飞宇的文集再次出版，这将是他的第三套个人文集。 从年龄上而言，毕飞宇并不严格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但他的笔触却又特别的“那个时代”。“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非常确定，我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语言的方式，还是内心的基本模式。”毕飞宇说。 从《青衣》到《玉米》，毕飞宇经历了一个作家所能完成的最大程度的转型。《青衣》发表之后，《小说月报》转载了。一年多以后《玉米》发表，《小说月报》的当即给毕飞宇打了个问，写《玉米》的这个毕飞宇到底是不是你，写《玉米》的这个人怎么可能是写《青衣》的那个人啊？！那个是毕飞宇写作生涯里最得意的一件事 就像一个演员演了一个戏，散场之后没人知道是谁演了这个角色。 事实上这种变化是必然的。毕飞宇自认一直到《青衣》，自己的小说都是在模仿西方。“中国的作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要出大问题的，先锋文学无论多么好，但最致命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人物。我们说起曹雪芹说起鲁迅，某某作家后面必然会有一堆他所塑造的人物，但先锋作家后面是小说的名字却永远也想不出小说人物的名字”，从那时候起毕飞宇就开始思考：第一，小说到底要不要塑造人物，第二，小说的叙事形态是按照翻译的小说的状态走，还是按照中国人汉语语言习惯去完成？ 写《玉米》时，毕飞宇 7岁，正是从这部作品开始，毕飞宇完成了一个从“西方作家”回到“中国作家”的巨大跨越，“从《玉米》开始，我才学会了用汉语写作，在这之前，那不是汉语。”“一个汉语作家的姿态，不在于他是否写了文革，是否写了国家的命运，也不是塑造了人物，而是一个人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中国人，一个使用汉语写作的人。” （：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