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长诗沉船

他的长诗《沉船》，是赤子唱给岁月的歌，时而 澎湃，时而沉郁顿挫，时而低缓轻吟，读来仿佛在眼前摊开了一长幅画卷，民族历史在这里生动地上演：厮杀，迁徙，死亡，新生，绝望，希望……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或以某一家族某一乡村的沧桑变迁，来书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史，是历来众多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的基本框架，此种模式和题材因可供挖掘的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更是长期处于文坛创作的流行前沿。除却历史语境的限定以及作家们的精神发展史不论，相比于其它体裁，“小说”似乎更能包罗万象，而“长篇”的篇幅设置又在无形中延展了文本的横向深度，成为绝大多数作家书写历史的首选。而诗歌写作，尤其是长诗，在自古以来就缺乏长诗写作传统的中国，因其严苛乃至残酷的要求标准，让无数作家望而却步，虽然偶有杰作出现，但终究是独木难成林，长诗创作渐渐成为作家们不愿去攀登的珠穆朗玛峰。

一位来自青藏高原的优秀诗人，一个名为阿尔丁夫·翼人的撒拉族的儿子，携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文化环境赐予他的才情，勇敢地溯流而上，以一曲大气磅礴的长诗《沉船》，谱写了自己民族血与泪与笑交融的沧桑历史，力透纸背地展现出撒拉族人乃至整个人类在浩瀚岁月中面对生死存亡时的不屈与顽强，以及对生命的不变信仰。评论家李犁认为，《沉船》是“一部悲天悯人的大诗”，“作者用自己充沛的元气和大气吟唱它所经历的黑暗与光明、死亡与诞生、野蛮与文明、屈辱与尊严、流血与和平，还有未来和期待。”在当下文坛千篇一律地复制既有模式，或沉溺于个人世界喜怒哀叹的滥觞中，翼人的《沉船》无疑是一股新鲜的血液缓缓注进诗坛的动脉，他以其个性化的写作和矢志不渝的努力标榜着作为一名撒拉族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翼人就致力于挖掘撒拉族深厚的文化精神瑰宝，以诗歌的形式为自己的民族命名，在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他锲而不舍地精心构筑自己的诗歌王国，创作出多篇融哲学、民族、宗教、生命、时代等多重因素于一体的史诗性长诗，不断拓宽诗歌的纵向深度，并荣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阅读他的诗篇，仿佛站在神的面前，让人禁不住去膜拜。他的长诗《沉船》，是赤子唱给岁月的歌，时而 澎湃，时而沉郁顿挫，时而低缓轻吟，读来仿佛在眼前摊开了一长幅画卷，民族历史在这里生动地上演：厮杀，迁徙，死亡，新生，绝望，希望……长歌当哭，让人想起莫高窟石壁上斑驳的画。阿伦特曾说，记忆的仓库是由诗人来看管的，寻找和制造我们赖以过活的语言，是他的业务。身为撒拉族的后裔，翼人将对本民族深刻的理解与热爱化为诗歌这一神奇的容器，在壮阔无垠的土地上踽踽独行，跋涉探寻，满怀虔诚与敬畏，将容器灌满了民族的集体记忆。

撒拉族的祖先从撒马尔罕东迁而买，因不堪忍受当权者的迫害决意东迁，带领同族人一同去寻找一片新的乐土。一路上风餐露宿，险象迭生，生命的脆弱，死亡的恐惧，无能为力的命运走向一次次将他们逼入绝望的境地，“是身心倾斜时的不寒而栗/在挫败中与头颅决战 汇流成河”，对未来的期许与不变的信念苦苦地支撑着他们疲惫的身体，每一步脚印都浸着血与泪而艰难前行，“泪水滚进了不灭的火口，顿时/风狂涛惊与身俱来与身俱在/水的汹涌怎及得上血的汹涌/他们苦苦奔行 只为/追赶那条入川的船”，最终，他们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心中的美好家园——青海循化，灵魂终于有了归宿，他们在此扎根，繁衍生息。在《沉船》中，翼人用独特的情思将撒拉族的历史化为一条饱经风雪与惊涛骇浪的大船，它满载着民族的记忆，因残破而发出吱嘎吱嘎老旧的声音，摇摇晃晃地行驶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长河，几经艰险，终于到达了理想的彼岸。至此，《沉船》完成了对一个民族剥洋葱式的伟大工程，在浸透着真切的悲悯情怀和对历史的敬畏与审视中，对民族的来历进行追根溯源，这种诞生遵循着人类文明史的共性法则，即人因为自然灾害或战争冲突而流徙四方，寻求另一片安居的净土，在经历了艰苦的跋涉和生死考验后，寻得一块风水宝地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自此，这片无名的土地有了名字，最终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共名，而对这所有一切发挥根本性引导作用的，是作为“人”本身对生的强烈渴求，“唯有生命的体验创造奇迹/唯有诞生或死亡/在爱的阴影下/流淌成长长的谣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沉船》不仅仅呈现了撒拉族血泪交融的历史，而且谱写了一曲撼人心魄的生命赞歌。

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因对宙斯不敬而惨遭灭顶之灾，只有丢卡利翁和妻子皮拉逃过了这场洪水浩劫，神祇们为他们的虔诚和善良打动，平息了怒火，答应满足他们一个请求，丢卡利翁恳切地向神祇祈求再造人类的方法，于是，丢卡利翁丢过头顶的石头落地成为男人，皮拉的化为女人，苍茫大地开启了新一轮的繁衍生息。能生育就会有新生，有生命就可以衍生希望，“生命”与“诞生”是永远神圣的领域，也是《沉船》中频繁出现的词汇，“他们把自己的灵与肉还有期待和希望一点点夯进黑夜，去兑换比金子还珍贵的光明和未来，这是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理由和气质”。翼人遥望古远的历史，从民族的生生不息中敏锐地探寻到，生命的韧性才是人类发展、历史前行的不变要义，“在这本质世界里/一种生活的意念/随着粗糙的夜/在河谷呻吟的阵痛中/逆流而上——”即使翅膀残缺，也“依然做着飞翔的梦”。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神奇，更能创造奇迹，也没有什么能够比人更顽强，更能适应生存。在这种来自远古的充盈着原始野性力量的强烈生存欲望面前，死亡已变得不再令人畏惧，它只是一个人人必将经历的过程，像一位老友迟来的问候，“当死之降临时/追溯契约的盟誓/穿透生的欲望/与死亡邂逅在岸边”，甚至携带着与它不相匹配的明亮色彩，让死亡不再是死亡，而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是生命诞生之初的一粒种子，“当你看到世界似是而非是/你将在自己的周围/垒起一座又一座幸福的墓园/种植青春和欢乐/同时也埋下了蔚蓝的新月”。唯有对人类和生命怀着崇高敬意的人，才能写下如此动人的纯净文字。在杰出民族诗人诗歌颁奖典礼上，评委会这样评价翼人的诗歌：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是对生命信仰的提炼与锻造，他的诗歌形如预言，属于久远。

另一方面，翼人以回溯历史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恒久信仰，还显现出某种精神寻根的意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代表的寻根文学通过建造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在边缘的传统中寻求一种逝去的精神与情感。小说中，惨烈的战役迫使寨民离开故土，在过山之际，他们揣上一把故土，卖力地唱“简”，浩浩荡荡地向远方走去。这个恢弘而悲壮的场景与《沉船》所描述的撒拉族历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多年来，《爸爸爸》经常被解读为对国民劣根性、民族文化弊端的暴露与批判，而事实上，在那段浮躁的年代里，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作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八零年代的中国虽然没有了文革时期的文化封锁和固定思维模式，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出现了真空，人们茫然无措。如同当下，现代化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作为人的灵性却渐渐消磨，人变成了冰冷的机器，生命如一张白纸般脆弱而单调，诞生和死亡都显得异常沉重，月庵宗光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有着深刻乃至残酷的描述：生死去来，棚头傀儡，一线断时，落落磊磊。在此意义上，翼人的《沉船》和韩少功的《爸爸爸》所寻求的根都是回溯过去，追寻一种逝去的传统的精神和情感，去找回民族本身的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斗志，让人像人本身的面貌那样去生活，如同《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翼人以历史的眼光烛照当下人尴尬的生存状态，使得《沉船》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史诗而具有了深入现实的精神维度，拓展了诗歌的诗学空间，在悲壮而又不失温情的历史演绎中，流露出对历史、民族的虔诚以及对现实的深沉忧思，完成了一代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与倾诉。

在当下尴尬而又沉重的时代里，文学如何建构历史，呈现记忆？这个宏大而抽象的问题让无数人深感恐惧，连连却步，希特维尔曾写道，“大问题削弱我的意志，但我仍然用小回答抵抗恐惧。”是的，用小而贴切的回答来抵抗大问题给予的恐惧，这也是翼人面对历史与民族记忆的审问时给出的答案，他用《沉船》勇敢地承担起了个人、民族、历史、时代等多重重压，使得驻扎在青藏高原上拥有恢宏历史的撒拉族走入人们的视野，更让原始的生命活力与灵性流淌在茫茫大地，他以他的诗歌实践向时代和世界证明——中国有优秀的诗人，更有优秀的诗篇。他不仅是撒拉族的阿尔丁夫-翼人，他更属于整个人类。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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